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、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，过度依赖外需和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。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、完整的产业体系，加快形成内需主导、消费拉动、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，既是应对短期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举措，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抉择。这一模式以国内需求为根基，以消费升级为引擎，以内生动力为核心，能够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、持续性和抗风险能力。
两个显著指标与两个主要条件
何谓“内需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”？内需主导型经济体的核心特征是“以内为主”，通过激发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来实现稳定、可持续的增长，并在动荡的全球环境中展现出更强的韧性和独立性。
这一发展模式有两个显著指标。一是经济增长主要由国内需求驱动，尤其是消费需求中的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的比重高，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。消费不仅限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商品需求，更多地向文化、娱乐、教育、医疗、保健、康养、体育、休闲等高端和精神层面需求升级。因此，拥有数量庞大、消费能力较强的中等收入群体和庞大的人口基数，是形成内需主导的强大基础。二是对外贸易依存度相对较低。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在GDP贡献率的占比通常很低，甚至为负。经济增长不依赖贸易顺差，“大进大出”模式不显著，进口和出口的规模相对于其经济总量来说不突出。
形成内需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要具备两个主要条件。一是产业结构相对完整。一方面，“完整”是一个相对概念。内需主导的经济体并不必然需要拥有绝对完整的产业体系，但必须拥有一个能够保障经济安全、关键领域具备韧性并持续驱动技术创新的产业体系，能够满足国内大部分的生产和生活需求，对全球供应链单一环节依赖度较低。另一方面，庞大的内需市场能为本土产业升级提供广阔的试验场和应用场景，实现供给创造需求、需求引领供给的良性循环。
二是宏观经济政策具有高度独立性。货币政策自主性强，财政政策空间大。中央银行在制定利率和货币政策时，受外部因素如美联储政策、国际资本流动等干扰较小，可以更专注于国内的通胀和就业目标。当全球经济和贸易环境发生动荡，如金融危机、贸易摩擦、疫情时，内需主导型经济体受到的直接冲击相对较小，回旋余地更大。国内市场的稳定可以起到“压舱石”作用。政府通过财政货币政策，如减税、增支、加大货币供应量等来刺激内需，效果更为直接和显著。
打通消费、投资、就业之间的良性循环
加快形成内需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，需要立足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，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核心，以完善消费制度体系为保障，以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协同为主线，打通消费、投资、就业之间的良性循环，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。
夯实收入基础，增强消费能力。居民收入水平是决定消费潜力的核心因素。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，构建“橄榄型”社会结构。一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，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。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。二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，完善常住地登记户口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，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在社保、住房、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后顾之忧，释放近3亿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潜力。三是支持就业创业，通过大规模设备更新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投资，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，实现就业增收与消费扩容相互支撑、持续升级的良性互动。
优化供给结构，适配消费需求。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匹配。要围绕消费升级趋势，持续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。在商品消费领域，深入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和下乡入村政策，扩大新能源汽车、智能家电、绿色建材等大宗消费。在服务消费领域，重点发展养老托育、文旅体育、健康医疗、教育培训等高品质服务。在新型消费领域，支持“IP+消费”“人工智能+消费”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，完善数字消费基础设施，推动线上线下消费深度融合，进一步提升数字消费、绿色消费、首发经济的规模和质量。
完善制度保障，释放消费潜力。健全的制度体系是构建消费主导型经济的长效支撑。一是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，清理整治市场准入壁垒和地方保护，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，让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，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。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，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定下划地方，激励地方政府从“重投资、轻消费”转向“促消费、扩内需”，形成促进消费的正向激励机制。三是优化消费政策支持，发挥好货币政策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，创设结构性工具支持消费领域融资，同时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，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，提升消费意愿。
促进投消协同，强化内生动力。内需包括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，二者相互联系、相互促进，共同构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。要坚持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和激发有潜能的消费相结合。一方面，从产业发展看，筑牢实体经济根基，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，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，促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，需要不断增加投资。从区域发展看，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，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，推进城市更新改造和乡村全面振兴，也需要持续加大投入。从民生保障看，教育、医疗、住房、基本公共服务等民生“补短板”投资仍需发力。通过投资创造就业、提升居民收入、稳定收入预期，为消费持续增长奠定基础。另一方面，依托消费升级需求引导投资方向，鼓励民间资本投向消费新业态、服务新领域。通过投消协同发力，实现短期稳增长与长期增动力的有机统一。
总之，形成内需主导、消费拉动、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，是一场涉及收入分配、供需匹配、制度环境的系统性变革。我国拥有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，14亿多人口的消费需求正在从“有没有”向“好不好”加速升级，这是我们构建新发展模式的最大底气。
（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、经济学教研分部主任、教授，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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